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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乾隆是出名的喜歡到處跑的皇帝。可不光是著名 的六次下江南，有學者統計，他在位六十年，或遠或近的出巡都算 上，有一百五十次之多。 但如果把中國和歐洲的帝王出門在外的時間來個混合排名，乾 隆的名次，卻也不會很靠前。因為歐洲尤其是中世紀早期的國王，很 多實在太喜歡生活在路上了，甚至達到國家的首都毫無存在感的地 步，這是任何中國皇帝都做不到的。 為什麼會這樣，有兩點原因特別重要。 第一，歐洲土地分散在很多世襲的貴族手裡，國王平時根本管 不了那些地方的事。如果不是時不時跑過去視察下，也許人們根本就 忘掉了，國王才是這裡的統治者。 第二，那時歐洲的交通狀況真的很糟糕，而且幾乎沒有貨幣，如 果國王跟這些地方徵收各種物資的話，那物流成本會非常可怕。相 反，如果是國王陛下帶著他的貼身侍從跑到各個莊園去，一個一個 吃過來，反而比較省錢。 反過來，由此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中國皇帝特別多死宅男。有了郡縣制度這個偉大發明，各地官員由中央任命，過一段時間 就會工作調動去別的地方，而且幹得不好就會被降級甚至撤職，至於 想世襲？門兒都沒有！中國的皇帝沒事就跑到地方上去刷存在感的 必要性，就大為降低了。 至於省錢這點，更是完全反過來了。皇帝出巡，隨行的不是幾十個 扈從，而是一個由大批政府官員和後宮嬪妃組成的龐大而矯情的旅行 團，比較起來，中世紀歐洲的國王出門，根本就是說走就走的級別。 大家都在要求高規格的待遇，很多人還藉機尋找敲詐勒索地方 的機會。這是一架巨大的移動碎鈔機，相比而言，靠運河把南方的資 源運到北方，雖然也不便宜，但還是劃算多了。 所以乾隆這不愛著家的特點，就確實顯得很個別了。 ... 按照現在老百姓講故事的套路，乾隆皇帝下江南，真稱得上是改變飲食風氣，風靡萬千少女。 隨便走進一家江南的小飯館，就會看到牆上的廣告板上寫著， 乾隆皇帝迷了路，飢腸轆轆地來到這裡，於是老闆端上一份熱氣騰 騰的……總之，一種傳統美食，就從此誕生。 隨便打開一部清裝劇，就會看到好清純好不做作的女主角馬上 就要摔倒，剛好微服私訪的乾隆路過這裡，把她一把抄起來，然後 倆人四目相對旋轉起舞。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吃東西的口味，很大程度上是從小養成的，換個地方就容易吃 不慣。覺得本地多美食，可以征服異鄉人、外國人的舌尖，雖然是常 見心理，卻多半屬於迷之自信。乾隆南巡，一大要求就是吃的要和在 北京時沒啥兩樣。 茶房用乳牛七十五頭，膳房所用羊一千頭、牛三百頭，都是從北 京提前運至鎮江、宿遷等地的，不足的後續還要源源不斷補上。乾隆 南巡時的御膳單，不少現在都還保存著，可以看出，其中瀰漫著濃郁 的北方風味，有時大約是因為有容妃（香妃）隨行的緣故，也有許多 清真菜。 至於乾隆對飲用水的挑剔，更是出名。大家也都知道，泉水裡 排第一的，始終是北京玉泉山，濟南珍珠泉、無錫惠山、鎮江金山、 杭州虎跑……都得靠後。對這個排名，南方士人的腹誹想來是不少 的，但皇帝口味如此，你能咋的？ 當然，御膳房有時會有蘇州廚子幫忙，江浙的官員也會進獻菜 品。毫無意外地，這裡面最突出的是蔬菜。也確實有不少雜史筆記里說到，乾隆確實對江南的飲食表示過好感。比如《國朝遺事紀聞》 說，乾隆在揚州時特別打聽，有什麼江南的時鮮蔬菜沒有？於是御膳 房呈上了油煎豆腐菠菜，號稱「金鑲白玉版，紅嘴綠鸚哥」呈上來。 乾隆因為「 甘脆肥濃」吃多了，覺得特別清爽，所以大為讚賞。這裡要注意，即使在當時的野史里，這些菜品也還是走過體制內的流程， 才送到皇帝面前的，所以指望皇帝迷路而一步登天的飯館小老闆， 都是枉費心機。 至於女人的問題，乾隆有「北地胭脂不敵江南金粉」的審美，當 然是可能的。第四次南巡途中，烏拉那拉皇后突然與乾隆大鬧，甚 至憤而割發，據說就和乾隆召妓有關。這個傳聞本身可信度不高，但《宮中檔乾隆奏摺》里記錄，乾隆確實悄悄壞了規矩，至少納了兩名 江南籍的嬪妃。 但是，這些漢人女子都是由乾隆最親信的官員如江寧織造、兩 淮鹽政進獻的，民女指望偶遇，仍然毫無機會。 總之，一切以微服私訪為前提的傳聞，幾乎都不可置信。這種故 事符合群眾的心理期待，乾隆卻不會這麼做，皇帝也是高明的影帝， 善於在看起來符合聖人禮教的框架下，巧妙滿足自己的慾望。假扮成 老百姓出去溜達，是一件很愚蠢很沒有格調的事情。 另外，金庸《書劍恩仇錄》中，轉發過一個經典傳說： 原來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四皇子允禎的側妃鈕祜祿氏生了一個女兒，不久聽說大臣陳世倌的夫人同日生產，命人將 小兒抱進府里觀看。哪知抱進去的是兒子，抱出來的卻是女兒！ 陳世倌知是四皇子掉了包，大駭之下，一句都不敢泄露出去。 所以乾隆南巡，是為了去認親生父母。 這個傳說生猛有趣，但總有點顯得雍正智商不在線的樣子。 如果雍正實在生不齣兒子，那這麼做還情有可原。但當時雍正才 三十出頭，身體健康，更何況他已經有一個八歲的兒子，就完全沒有 了這麼做的動機。當時皇子們競爭激烈，他這麼幹要是被人知道了， 會導致他直接出局，腦子要有多大坑才會這麼給自己挖坑？ 這個故事的流行，是在晚清民國，漢人的民族情緒鬧得最厲害的 時候。他們不滿被滿人統治，所以期待皇帝已經被悄悄換成了漢人。 但為什麼挑中乾隆，自然很大程度上和這個皇帝對漢文化的態度有關：他有時會在宮裡穿漢人的衣服，從治國精神到行為舉止都 似乎在刻意迎合儒家鼓吹的標準，而他詩歌創作和給藝術品加蓋印 章的熱情都堪稱瘋狂。這看起來就是一個智商不夠但精神可嘉的漢 文化腦殘粉的樣子。 然而，這是一個錯覺。 ... 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第一次下江南，但諸般事宜，在乾隆十四年 即已提上議事日程。再向前數一年的大事，則有第一次金川之亂。 大、小金川位於川西的大渡河上游，僅有彈丸 之地，人口不過數萬。然而這次戰爭，卻令皇帝大為難堪。軍費耗糜近兩千萬兩，超過了天下一年的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二；調用了十萬官兵，加上民 夫力役，何止數十萬人。結果卻是官兵死傷上萬，總兵、副將、參將 等中高級將領陣亡數十人。震怒的皇帝為此處死一個大學士、一個 川陝總督。 面對這種局勢，在欽天監任職的斯洛維尼亞傳教士劉松齡（Aug ustin F. Ha l ler s tein）這樣記錄了自己的觀感： 軍隊傷亡慘重，滿洲人真丟了面子。他們的軍事能力已經落下去了，他們的膽子也落下去了。……我看不出這些滿洲人 還能有多長時間來控制中國。滿洲人的力量已經弱了，從幾個 地方能夠看出來，這一次打仗就看得更清楚了。一個共同的認 識，中國人是比較容易趕走滿洲人的，如果在江蘇、浙江發生 了什麼起義的話。1 既然他強調這是「共同的認識」，則是各種流言，或許已經滿城風 雨。皇帝必須展示信心和實力，證明這些都實屬無知無恥的讒言。 乾隆十四年（1749），第一次金川之役總算有了個還算體面的收 場。也就在這一年，乾隆皇帝相繼下了兩道上諭，準備籌劃南巡事宜。 南巡的籌備是「 旗人事務」，南巡的路線很大程度上和清初戰 爭重合，南巡隨從的軍隊數量之大，動用馬匹數量之多，遠超保護 皇帝安全的必要；南巡途中，不斷舉行各種軍事活動，八旗將領不能乘轎，只能騎馬…… 都似乎在刻意向江南士人和百姓展示，不久前糟糕的表現，只是一次意外的趔趄。八旗兵丁仍是當年那支無敵 之師。 這層用意，連到清朝來的朝鮮使節都感觸頗深，所以做了如下評論：「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陰沮豪傑之心，而今皇帝踵而五巡矣。」 乾隆當然精通恩威並舉的道理，在這個「 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藪」炫耀武力的同時，也不斷頒布免除賦役的詔旨。皇帝還時時 展示自己對漢人詩文、學術的熱情和才華。誠然，我們無法判斷他多 大程度是作秀，又多大程度是發自內心，但作為影帝，這兩者無法區 別，本就是演技爐火純青的體現。 但一旦有哪個不知好歹的讀書人企圖逾越紅線，面臨的就差不 多是滅頂之災。 杭世駿的案例就是典型。他跟乾隆談時弊，說是漢人尤其是江浙 人才多，滿洲人才少，但天下巡撫滿漢各占一半，各省總督漢人連一個 都沒有，是不是不大合理？乾隆的反應就是震怒，幾乎將杭世駿處死。 朋友沈德潛評價杭世駿的行為，叫「鄰翁既雨談牆築，新婦初婚議灶 炊」，鄰居家雨後牆塌了，你別去提醒他修牆，因為只會導致他丟了東 西懷疑你是賊；新媳婦才過門，婆家飯菜做得好不好，你更是千萬別多 嘴。總之，身為漢人，別因為皇帝客氣，就不拿自己當外人了。 沈德潛看的是很準的。首次（1751）和第二次（1757）南巡之間，乾 隆還有過一次東巡（1754），祭拜滿洲祖先，同時強調要弘揚優秀的滿 洲文化，還特別要注意避免被腐朽沒落的漢文化所腐蝕。 影帝的角色轉換輕鬆自如。乾隆指出「 嫻熟國語（指滿語），練習弓馬」是榮耀的事情，又批評滿族官員竟用漢文給自己寫奏章，還 批評滿族、蒙古族的官員，用漢字寫名字時不是單純音譯而要音義 雙關，比如點名說，你叫甘珠爾，那很好，非要寫成甘珠露取個吉祥 的意思，那就屬於「 悖謬」。皇帝作為寫了幾萬首漢詩的人，卻批評滿洲子弟說：「 近來多效漢人習氣，往往稍解章句，即妄為詩歌，動以浮誇相尚，遂致古風日遠，語言誕漫，漸成惡習！」 總之，漢人浮誇滿人質樸，是乾隆預設好的二元對立。從雍正 性冷淡到乾隆農家樂，這個藝術風氣轉換是怎樣發生的？這倒也提 供了一個理解角度：雍正是一再鼓吹滿漢並無分別的，所以趣味不妨 向漢人士大夫靠攏，而絢爛至極歸於平淡，反過來就是性冷淡風正 是最大的浮誇；乾隆朝花里胡哨的瓷器，卻反而是質樸的體現，質樸 的人，才最容易被浮誇之輩拉下水嘛。 乾隆農家樂，在這個視覺效果最直觀最有衝擊力的領域，皇帝 和漢人精英拉開了距離而與滿洲勇士保持一致，也是塑造共同體意 識的有效手段。 總之，皇帝心中有一盤無比巨大的棋。 對旗人強化滿洲意識穩固基本盤；對漢人暗中提防，但也確實注重輕徭薄賦，以及表示對漢文化的熱切認同，從而淡化人們的反 抗意識；儘管皇帝對藏傳佛教發表過輕蔑言論，但還是把從漢地獲 得的財富中抽出一筆去送給西藏喇嘛，因為他需要他們去為自己忽 悠蒙古王公；蒙古王公忽悠好了，獲得的武力支持又可以強化對漢人 的威懾；收復西部疆域之後命名新疆，一邊打擊宗教勢力強化對當 地的統治，一邊卻儘可能避免漢人入疆，用行政手段製造漢人與當地族群的隔閡……種種手法環環相扣製造了一個複雜的彼此制約的 鏈條，於是皇帝的統治，也就超然穩固於其上了。 皇帝下江南公開的理由，則是另一番說辭。除了孝敬母親、逗老 太太開心之外，有所謂「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即最重要的，是治 理黃河水患。而自從宋代黃河奪淮以來，黃河、淮河以及大運河的河 道，三者糾纏不清，所以河工又與另一件關係國家命脈的大事密不 可分，即通過大運河把南方物資運往北方的漕運。 今天沾著環境科學的光，我們很容易知道，乾隆朝不論怎麼努 力，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河患問題。 要想治本，就要減少河水中的泥沙，要減少泥沙，就要改善上游的 植被狀況。所以歷史上像魏晉南北朝這樣一個大動亂時期，河套、關中 的人口劇減，農業荒廢，反而也是一個黃河安流不再泛濫的時期。 而乾隆朝，這些地方卻在瘋狂地燒山墾殖。 清代大體一直採取鼓勵人口增長、獎掖土地開發的政策，到了 乾隆年間，平原地區的土地也已經沒有進一步開發的空間，於是地方 大員紛紛上書皇帝，請求允許百姓入山開墾。乾隆七年，皇帝下詔正 式推行這一政策，並對新開發的山地免徵賦稅。 如果中國只有稻米、小麥等傳統作物，這個政策的影響也未見得會如此立竿見影，因為它們本不適合在北方寒冷、乾旱的山地生 長。但問題在於，美洲的玉米、番薯等作物已經傳入，這個環境，對它們來說正是廣闊天地大有可為。 於是就開始野蠻至極地放火燒山除去林木，然後把荒山變為農田，短短幾十年間，「 西南巴山老林……開闢大半」「 跬步皆山，數十年前儘是老林，近已開空」「雖深山密菁，有土之處，皆開墾無餘」「 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見其濯濯矣」……類似記錄，密密麻麻地出現在各地方志之中。 這種情況下，糧食增加的同時，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可怕的水土流 失。黃河下游水患的特點，本來就是淤積導致決口，決口又加快淤積的 惡性循環。現在水中泥沙含量暴增，防洪的難度，也隨之大為增長。 好在，和其他諸多問題一樣，從積弊到徹底暴發不可收拾還需 要一段時間，河道淤廢不堪，水患頻發要到嘉慶、道光年間（17 96 — 18 5 0 年），而天崩地 裂般的黃河的最後一次大改道則是咸豐五年（1855 年）。這個時間差，保證了乾隆年間尚能維持盛世景象，供當時的人優遊卒歲，也供後人追慕懷想。 乾隆南巡期間，對治河做出了許多重要指示，這些指示都有詳 盡的記錄。顯然，皇帝很重視自己在河務中的形象，畢竟，如果有人 說皇帝南巡就是為了遊山玩水，就要靠這些記錄去打謠棍的臉。 至於記錄包含哪些內容，曾有當代學者整理總結如下： （1）親臨實地考察，因地制宜治水； （2）抓重點地段工程，統籌規劃，綜合治理； （3）廣咨博採，欽承宸斷。（廣泛聽取各方意見，親自做出偉大 指示。） 這個概括其實挺準確的，只是換成了現代表達，就使人覺得自己不是在讀歷史論文。 從治理效果來看，皇帝如此深度介入河工，一則當然使人懷疑 他是否具有技術方面的專門知識；二則他確實大大打擊了治河大臣 們工作的主觀能動性。實際上，乾隆自己也對河道總督連常識問題 也要早請示晚匯報的作風表示不滿，曾批示他們應該根據即時動態做出策略調整，不必事事等待自己的指示：「 豈可膠柱鼓瑟，必待朕指授機要，方為辦及耶？」 但這當然不會有什麼效果，官能做到這個位置，自然都足夠聰 明。皇帝親自在抓的工程，我自作主張，辦好了，也不可能成為明代 潘季馴，或者聖祖康熙朝靳輔、陳潢那樣的治水名臣，而一旦出了岔 子，那後果誰來承擔？ 於是治水工程只能是這樣一種狀況：永遠也治不好，但朝廷還是必須拿出金山銀山往裡填（有學者估算占到每年國家開支的十分 之一）。而這巨額的財政撥款，真正能用到工程上的，能有十分之一 就算不錯。河道的官員，倒是成了最大的肥缺。甚至一個官兒貪污腐 化生活奢靡，乾脆就會被稱為「 河務習氣」。 從這點說，乾隆對河工高度重視，也還是有正面意義的。畢竟， 有皇帝這麼盯著，官員故意放任河堤決口，然後等朝廷追加救災款， 好藉機發財的事，這時還很難發生。 南巡的錢從哪裡來 ... 說到皇帝南巡，《紅樓夢》里有一段著名的文字： 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 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描述的，還是康熙南巡，而幾乎所有人都 認為，聖祖康熙爺比較節儉，乾隆的開銷還要高出幾個數量級。 乾隆六次南巡究竟耗費了多少白銀，無法精確統計。一大原因 是，乾隆深知一個好皇帝出巡，應該簡樸而高效，不增加地方財政負 擔，不但不驚擾百姓，還要給大家帶去幸福的生活。 乾隆的一舉一動，不管實質 如何，外面得 按照好皇帝的模子來。 皇帝是影帝，大小官員混了這麼多年，誰還不是老戲骨咋的？所以，官方統計出來的南巡開支，一定要越低越好。 從京城到杭州，往返水路陸路約兩千九百公里，要造精美的龍 舟，要修整高質量的道路，沿途還有陸續興建的行宮三十多處。這個 開支是明的。 乾隆堅信自己深受百姓愛戴，怎麼才能體現這一點呢？當然是 要經常出現萬民夾道歡迎的景象。所以，各地方官員組織民眾，帶領 大家學習、演練迎送儀式，努力做到精心排練而沒有表演的痕跡，所 有的舉動既要符合規矩，又要生動自然活潑。這類成本該怎麼算， 就不在帳里了。 皇帝到哪裡之前，一定會指示一切從簡，但哪裡行宮建得好，哪 里接駕儀式搞得到位，哪裡獻上的禮物得皇帝歡心，主事官員都會立刻得到封賞。所謂金口說不要，但龍體很誠實。 這花的錢是哪裡來的？最好的解釋，就是鹽商捐款報效。中國歷史上，食鹽行業是一個神奇的存在。 鹽業由國家壟斷，價格由國家規定，商人拿到經營許可證（術語 叫「 鹽引」，口語經常叫「 窩子」）才可以售賣，特定產地的鹽，只能到特定地區（術語叫「引岸」）銷售……總之，方方面面都在國家的 嚴格管控之下。 好處是鹽的價格可以和生產成本脫鉤。從 鹽場幾文錢買進的鹽，到引岸要賣出幾十上百倍的價格。 所以鹽商就發大財了。 南巡的時候，鹽商怎麼哄皇帝開心的，在鹽商最集中的揚州，真 真假假的新聞傳得到處都是。比如總商江春和皇帝的關係有多麼好， 號稱是「 布衣結交天子」；比如鹽商又修了多少園林供皇帝遊覽；比如瘦西湖邊為什麼會有一座白塔？就是因為皇帝游湖的時候，說了句 這裡挺像朕的北海，就是少了一座喇嘛塔，結果鹽商連夜就用鹽堆了 座塔出來。 鹽商為什麼那麼樂意在皇帝身上花錢呢？ 一是錢花出去了是拉近自己和皇帝的關係，鞏固自己的特權地 位。 二是捐款往往沒有真捐，其實還是先動用的政府經費，以後鹽商再慢慢還，但這事上鹽商屬拖把的，拖著拖著也就不還了。所以還是《紅樓夢》里那位趙嬤嬤說得好：「還不是把皇上的銀子往皇上身上使唄？」 第三個原因是鹽商希望皇帝開恩，把食鹽的官方定價，再往上提一提。 這倒算是鹽商和皇帝雙贏的選擇。鹽價定得高，商人賺得多，朝 廷鹽稅收入也多，至於老百姓買鹽多花了錢，那影帝暫時可以裝作不 知道。 畢竟，只要不加人頭稅，就不算違背我大清「永不加賦」的祖訓 朕知道錯了 第五次南巡的下一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 81），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寫了一篇《知過論》，就是我知道錯了。 他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呢？ 乾隆說，自古以來，可能造成重大政治災難的，有強藩，有外 患，有權臣，有外戚，有女謁，有宦寺，有奸臣，有佞幸，所有這些，我 當皇帝，統統沒有。 那麼我沒錯啊。不對，我有錯，錯在「興工作」，就是形象工程 搞得比較多。 明朝把天下搞得太慘了，新王朝新氣象，其實形象工程是必須 的。以前的朝代搞形象工程，用的都是政府經費，那不好。朕的形象 工程，花的都是自己往常省出來的私房錢（「內帑節省者」），普通老 百姓沒有被折騰，窮人還因此得到了工作，所以，這樣的形象工程， 真是「 我朝之善政家法」。 如此說來我更沒錯了？不對，我還是有錯，錯在「心有所縈者， 必有所疏忽」，太重視一件事情，反而容易出紕漏。 那是我沉醉於賞心悅目的小玩意兒，疏忽了敬天勤民的大職責 了嗎？怎麼可能？我雖然不聰敏，但這種輕重次序，是怎麼也不會顛 倒的。 那我到底錯在哪裡呢？是我出巡的時候，各省督撫的沿 途接待，真的是好奢侈啊。雖然看到這些，我並不開心，還批評他們，但 他們的錯畢竟是因為我犯下的，所以我還是錯了。 這行文的千迴百轉一唱三嘆，不愧是影帝級別的臺詞啊。後世說到乾隆南巡，有兩派截然相反的意見。 有人說他就是為了吃喝玩樂，有人說他其實有複雜深刻的政治 用心。 有又怎麼樣呢？ 是對江南人士的恩威並舉？然而這巧妙的政治手腕，只是使得 社會越發僵化窒息，一些被誇大的族群差異，甚至遺禍至今。 是巡視河工？我們已經知道，問題無法解決，這事不論乾隆是 否親自過問，結果也不會有多大的不同。 是了解地方上的吏治民情？然而我們只是看到江浙的官員為皇 帝安排了一出又一出民情秀。以乾隆的聰明當然能看穿這些把戲，但 他也有更大的聰明並不戳穿。 從這個角度說，《知過論》倒確實是這個時代的一個縮影：怎麼 看都完美無缺，怎麼看都毫無希望。

文章來源取自於：

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history/3y2lo8y.html

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exep/assp.php/888words/products/001077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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